图为《红楼梦》英译本。
图为《三体》英译本。
图为《傅雷译巴尔扎克作品集》。
核心阅读
文学经典的翻译往往不是一“本”定音，而要经过不同译本的持续推进，以不同的侧重来丰富和完善对原作的转化
文学翻译应尽可能地呼应读者接受的精神诉求与审美期待，既融入易于沟通中西文化、拉近审美距离的时代元素，也不能忽视文化底蕴和美学精神的转化表达
对“翻译”这两个字要有更深入的理解，把握翻译在文化、思想、社会和创造意义上的多元价值，让文字、文化与思想形成合力
近些年来，形态丰富、特质鲜明的中国文学及作家作品陆续走出国门。“经典中国”“丝路书香”等国际出版工程稳步推进，对外翻译推广力度不断加大，传统文学经典接连推出完整新译本，参与国际文学交流的中国作家身影日渐增多，科幻小说、网络文学等“出海”成果显著。总结梳理文学翻译与海外传播的经验启示，对进一步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推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深远意义。
翻译往往不是一“本”定音，好的意译与直译各擅胜场
传统文学经典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精神创造的结晶，也是文学译介倍受瞩目的内容之一。由于文学经典的文化内涵深厚，对翻译要求极高，同时，读者对译本的接受也有一个动态过程，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接受需求，凸显不同时代的精神诉求与审美期待。因此，文学经典的翻译往往不是一“本”定音，而要经过不同译本的持续推进，以不同的侧重来丰富和完善对原作的转化。
以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为例，目前最著名的是杨宪益、戴乃迭的译本和英国人大卫·霍克斯的译本。如果根据印刷数目、再版数目、被引用率这些指标来看，霍克斯译本在英语世界的接受和影响要远胜于前者。究其原因，霍译本立足英语读者的认知与审美观念，考量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在翻译中挪用了英语文学文化中丰厚的典故、风俗与语言特征去替代汉语原文中特有的修辞、文化与审美意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萍踪浪迹”，在霍译本中成了“滚石无苔”，“凤翥龙翔”的中华传统意象也被译成更具西方文化特色的“神鸟在天”。某种程度上说，霍克斯通过向目的语靠拢的归化式的翻译方法重构了《红楼梦》。
相比之下，杨戴译本则以原著为中心，立足于原著的汉语文化传统、审美习惯和修辞特色，试图让西方读者尽量靠近原著所呈现的文化世界。因此不难预料，外国读者会在杨戴译本阅读过程中遇到理解困难，接受效果自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然而，从动态的历史文化观来看，这两部译著并无优与劣的差别，而是互为补充。霍译充分考虑到跨文化接受的问题，在翻译过程中有意识地减少阅读障碍，增强作品可读性，起到吸引受众、打开市场的作用；而随着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世界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日渐浓厚、了解日渐深入，海外读者对杨戴译本的接受程度也随之提升。如今，杨戴译本的优势日渐凸显出来：它从内容到文体风格更为忠实完整地呈现原著，较好地保留并传递出汉语文化独有的文学魅力、审美理念和艺术价值，展示文学和文化的本真面貌和深刻意义。
《红楼梦》两个译本的翻译、传播与接受经历，让我们领会到文学对外翻译与传播的多重意义。在主题、故事的再现之外，译本还要传递思想与文化内涵，传达文学和美学上的特质。文学译介往往会经历一个迂回曲折的历程，要放在不断发展的文化交流史视域中进行整体性考量。文学翻译应尽可能地呼应读者接受的精神诉求与审美期待，既融入易于沟通中西文化、拉近审美距离的时代元素，也不能忽视文化底蕴和美学精神的转化表达，从而促进中国文学作品在新的历史与文化空间中焕发新的光彩。
翻译始于语言，成于思想，目的是沟通心灵，引发共鸣
傅雷的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他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影响了几代人。其翻译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就在于找到了《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的英雄主义主题与当时中国社会的精神契合点。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以“江声浩荡”四个字开头，震撼人心。译作与原作不只是词句的转换，更是精神的契合。傅雷选择翻译罗曼·罗兰的《巨人三传》《约翰·克利斯朵夫》等，出于他对民族命运的关切，出于他希望将激情和光明带给读者的拳拳爱国之心。他的翻译不仅具有文学价值，更具有深厚文化思想价值。
傅雷的翻译启示我们，对“翻译”这两个字要有更深入的理解，把握翻译在文化、思想、社会和创造意义上的多元价值，让文字、文化与思想形成合力。事实上，文学翻译一直和文化走出去紧密相连。一个民族的思想和文化走出去了，有国际影响力了，它的文学才会更为国际读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