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室里的“定心丸”
北大六院门诊楼一层第11诊室，儿科病房主任曹庆久正在出诊。七八岁左右的小宇（化名）突然推开了诊室大门，大声问到：“到3号了吗？”得知还没有轮到自己，小宇猛地关上了门，但马上又推门进来，嘴里念叨着“快到我了，我进来歇会儿”，看都不看医生一眼。
粗略看去，小宇跟普通孩子有点不同，他会不自主地挤眼睛，面部也会不时抽动，十分好动，容易发脾气。
这是一个抽动、多动并且有自闭症表现的患者。
在等待的过程中，小宇一刻也没闲着，一会儿站到体重秤上，一会儿拿起这个、摸摸那个。问诊的时候，小宇从口袋里拿出一个本子，撕下一张纸，折了起来。
面对曹庆久的询问，小宇会突然发脾气，甚至一面拿出玩具枪，一面扬言“我要打死你们”。每当小宇的情绪起伏的时候，曹庆久都会耐心地询问和安抚，及时地控制住他的脾气，好让谈话进行下去。
小宇说，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会觉得有人在骂他，曹庆久会问的很具体“是感觉到还是听到声音”，并且反复确认。
在这个过程中，“说不清”、“没有为什么”是经常出现的回答。与成年人相比，儿童精神病患者在主诉上存在更多的困难，除了需要更加耐心和细心的询问之外，还需要细致的观察。
诊室里有一个“百宝箱”，里面装了各式的玩具——动物模型、小汽车、积木、机械娃娃等。遇到一些特殊患儿，曹庆久会拿出玩具给他们玩，并在旁边仔细观察他们的眼神、表情、动作、语言，还会蹲下来陪他们一起玩，跟他们交流。
经过询问，综合各项检查结果，曹庆久对小宇的治疗做了调整：将阿立哌唑（一种抗精神病药物）每日的用量增加1/4片。但是他反复叮嘱小宇姥姥，一定要注意复查心电图及心肌酶，观察药物反应。
在病历的注意事项中，也有这样一行字“注意药物副反应”。对于曹庆久来说，这绝不是一句简单的、例行公事般的提醒。它的背后，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
年，曹庆久在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当住院医的第一年，病房住进了一个50多岁、经常在外面流浪的男性病人。病人的身体状态比较差，有妄想、幻听等较多的精神症状。
住院后，病房给患者小剂量的氯氮平治疗，病人的病情有些好转。后来，病人出现了一次尿床现象，考虑到病人症状明显，疏于自我照顾，对此并未在意。
然而，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半个月之后，病人因为噎食死亡。虽然患者噎食的原因并不能完全归因于药物副反应，但这件事还是给了曹庆久很深的教训：“治疗的安全性重于一切，对病人症状及治疗反应的细心观察，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
专心研究“分心”
每周二和周五中午十二点半，曹庆久开始出门诊。一开诊，就涌上来一群要求加号的患者，这其中，大多是以前的老病人。曹庆久一边给他们加号，一边叮嘱到：“加的号可能看的比较晚，不要着急。”
随后，曹庆久挑出那些初诊患者，询问病情之后，给他们开相关的检查化验单，目的是让他们尽可能在一天之内看完病。
对于病人的合理要求，曹庆久总是尽量满足，坚守着直到最后一个病人离开。曹庆久每次门诊可以挂十二个号，但通常都会加到二三十个。经常是检查室、药房都下班了，甚至到晚上八九点，门诊楼几乎都没有人了，曹庆久诊室房间的灯还亮着。
高门诊量的背后，是我国儿童精神科医生的严重缺乏。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公布了一份调查报告，在我国约3.4亿的18岁以下青少年中，大约有万人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的困扰。随着青少年人口的持续增长，这一数字还在增加。而据媒体年的报道，我国合格的儿童精神科医生仅为人左右。
北大六院是全国最医院之一，连续7医院“最佳专科声誉排行榜”精神医学专科第1名，儿童精神科是北大六院的重点科室之一，收治来自全国各地的精神病患，其中近70%是来自外地的疑难病人。儿科平均每个单元门诊有3名大夫出诊，这显然远远无法满足庞大的就诊需求。因此，对于这里的大夫来说，加班是一种常态。
曹庆久说：“我刚来北医，第一次跟王玉凤教授门诊的时候，就被她的敬业精神震惊了。她的门诊经常从早上八点一直持续到下午三四点，中间没有吃饭及休息的时间。当时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这样。”
王玉凤教授是国内研究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特别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的领头人，她不仅是曹庆久的导师，更是他儿童精神病学的领路人。
年，曹庆久从南京医科大学精神病与精神卫生专业毕业，到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任住院医师。
怀着对儿童精神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