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各类权威机构大力提倡母乳喂养。哺乳作为女性成为母亲后所承担的首要母职,其母职属性除了具备生物性的一面,还具有社会性的面向。下文从城市女性的哺乳经验出发,探索了她们在自身哺乳实践中的遭遇及身心体验,剖析城市女性的哺乳实践在生育前后如何被建构,不同境遇的女性如何实践她们的哺乳或喂养策略,她们的主体性在承担哺乳母职时是如何实现或者消解的。
作者：许怡刘亚
来源《山东社会科学》年第8期
母乳喂养被视为关乎人口健康与国民素质的重要措施,因此,现有的论述与研究大多以婴幼儿的健康为出发点,探讨支持母乳喂养的各种措施和策略。然而,母乳喂养不仅仅与婴幼儿的健康相关,哺乳作为一种行为实践更关乎母职和女性体验。本文从女性的身体经验和哺乳实践出发,探寻母乳喂养作为一项母职是如何将其生物性与社会性的面向交互作用,从而影响和建构女性的母职实践策略。本文作者认为,现代科学话语和母职神圣的传统观念共同塑造了城市女性的哺乳实践,并将女性的身体异化成“以哺乳为中心”的身体;而包括哺乳在内的母职实践则受到市场和商业的形塑,其分工形态亦与家庭的性别观念和经济状况息息相关。要解构和消解女性社会性母职的困境,不仅仅要求女性个体及家庭在育儿问题上的意识觉醒和平等参与,还必须打破抚养孩子是家庭职责和女性个人经验的迷思,倡导国家投入更多的公共资源介入托儿与儿童照顾领域,让低价的公共照顾服务成为中下层家庭可以选择的育儿方案。
母职；母乳喂养；女性主义；主体性；母职研究与女性主义理论
母职研究是当今妇女与性别研究中的重要而富有争议的议题。母职(Motherhood/mothering)通常指母亲为抚育孩子所做的事情,包括怀孕、生育和照顾孩子等(1)。母职又被女性主义学者贾格尔延伸为“个人抚养和照顾另一个人而形成的任何关系”。贾格尔还将母职区分为生物性母职和社会性母职:生物性母职指的是女性生物性的怀孕、生育等行为,而社会性母职则对应后天社会所规范的养育行为(2)。由于哺乳与女性的生物性功能相关联,所以一般被认为是生物性母职。相对于生物性/社会性的区分标准,一些学者进一步提出将“母职”区分为实际的生儿育女的工作和日常生活经验(母职/mothering),以及经由社会建构而形成的社会文化制度对母亲的期望与规范(母德或母性/motherhood)(3)。尽管这两种划分方式不尽相同,但其意涵是一致的,即母职不仅仅是女性与生俱来的生物本能,更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尽管不同的女性主义派别都认同母职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并对其作出批判,然而对于母职的讨论却没有达成一致的立场,也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母职论述。(4)在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早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女性主义者几乎一面倒地批判传统的母职实践,认为母职是女性受压迫的源头。存在主义女性主义学者波伏娃指出,母职比妻职更加妨碍女性的发展,母亲的角色造就了女性低等地位,母亲的角色成为了女性获得独立的最大障碍。波伏娃挑战了“母性本能”的传统认知,指出母子之间的关系和其他任何人际关系一样,依赖于个人的自由意志,而非基于“母性本能”。尽管波伏娃批判传统的母亲角色,但她并非鼓励女性逃避这个责任,而是主张女性应该通过工作来获得经济独立。同时,她主张法律、制度、风俗、人们的观念和整个社会架构都因应地作出改变———只有在一个无压迫无歧视的环境中,女性才可以成为快乐的母亲和独立的个体。(1)
弗里丹是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对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她批评了有关母职的“迷思”———好母亲一定要留在家里照顾小孩。弗里丹指出这种全职母亲的状态是不成熟的,她们只能以丈夫和小孩为生活目标,而这恰恰是造成问题母亲和问题小孩的主要原因。弗里丹倡导女性应成为独立自主的个人,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从事适合自己能力的工作,有自己的认同,而不是成天围着丈夫和孩子忙碌。(2)在提出的解决方案中,弗里丹提倡*府应提供女性公平的教育和工作机会,但她并未涉及公共托幼服务和产假等议题的讨论。弗里丹的观点也代表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基本主张———通过重塑制度和法律为男女两性提供平等的权利和机会。
激进派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的生育能力是最难改变的生理特征,也是两性不平等和女性不自由的根源。例如,费尔斯通(Firestone)强烈反对生理母亲的身份,她提出应发展由女人控制的生育科技,即借助体外的人工生育技术,将女性从“生理的暴虐性”中解放出来(3)。而另一位激进派代表人物欧克利(Oakley)也反对生理母亲的身份。她总结出母亲角色的三个“迷思”:所有女人都必须是母亲、所有母亲都需要小孩、所有小孩都需要他们的母亲。她认为母亲是“被造成的”,而非是生成的。欧克里进一步指出三个回应此迷思的观点:社会母亲和生理母亲有相同的效果;小孩对母亲的需要并不大于对父亲的需要;一对一的育儿方式不必然优于集体的或“多数母亲”的育儿方式。(4)由此可见,欧克利所提出的解决方法也是许多女性主义者所主张的社会化的育儿制度。
尽管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前,女性主义者绝大多数对母职持批判态度,这些批判的观点也面临了很多反对的声音。首先,包括波伏娃和弗里丹在内的女性主义学者在讨论母亲角色时,往往以男性标准来衡量女性,即追求同男性同等的权利和机会,尤其强调女性在公共领域中的地位和自我发展,从而忽视了女性怀孕、生育子女的独特经验及其对女性造成的影响和特殊需求。其次,这种反对母职的声音主要代表了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的观点。她们鼓励女性走出家庭进入职场,却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