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9月27-29日，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第十六次全国精神医学学术大会在沈阳隆重举行。今年大会的主题为：「全面关怀，让患者恢复更好（carewellandpromotewellbeingbetterforpatientwithmentaldisorder）」。
9月28日上午的全体大会上，医院陆林院士围绕我国精神卫生事业发展的现状与展望发表了演讲。以下为内容实录（部分语句略有删节）：
上午好！非常高兴有机会与大家交流我国精神卫生事业的现状与未来的发展方向。以下对国内及国际上的一些情况进行简要介绍。
精神疾病的患病率呈上升趋势。无论是年费立鹏教授的报告，还是前年医院*悦勤教授开展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与沈渔邨院士开展的全国第一次及第二次流行病学调查相比均有明显上升：成人精神障碍的总体患病率为17%，且不包括儿童精神障碍及睡眠障碍；抑郁症、焦虑障碍、老年痴呆、酒精滥用均明显增加。一周前，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了关于酒精滥用的报告：全球酒精依赖的发病率呈下降趋势，但有两个国家增加非常明显——中国和印度。中国酒精滥用的增加被WHO点名，增加非常明显。
精神疾病所造成的负担很重，在我国占到13%，在全球范围内仅次于心血管疾病和癌症，排在第三位。精神疾病对青少年及年轻成人如15-30岁个体所带来的负担尤其显著，而这一年龄群体正是社会建设的生力*。因此，精神疾病对患者本人及整个社会的影响都很大。
过去十年，我国精神科床位增加很快，由22万增加到43万。年底，我国精神专科医生有三万多人，年底为三万三千人，现在大约为三万四千人。其中包括很多转岗培训的医生，这一人群如果数量过多，对精神科的将来可能产生消极影响。这些医生很多属于半路出家，还包括一些难以适应其他科室的医生。学会的领导及精神科前辈要意识到这个问题：五年、十年之后，我们的精神科医生如果有一半未经过正规的规培，而是转岗培训而来，届时精神科的地位及对社会的服务可能出问题。当然，我们也欢迎热爱精神科的优秀医生放弃其他科室的工作，来到精神科。这是一个现实问题，我们希望精神科的素质越来越高。
过去十年，全国精神科的门诊量增加了一倍多，精神科床位使用率在90%以上，接近%。然而，床位使用率高的背后可能存在一个问题：是否有很多病人该出院的时候不出院，不该住院的时候住院，特别是慢性病人。我当住院医师时，很多时候在街上能看到精神病人；现在街上看不到精神病人，但很多慢性精神病人被圈在精神病院里，这也不是精神医学发展的本来面目。精神病人流浪在街头不对，但圈养也不对——患者需要回归社会。我们需要想到这些问题。
精神科患者管理的情况、精神科服务的情况及精神病院数量都在改善和增加。我们的规模、基本设备、床位、医院有了，下一步最需要的是人才，包括高质量的、经过合格训练的医生、护士、心理治疗师、社会工作者。这些人才不是盖楼就能带来的，都需要长期的培训。
我们现在仍面临着很多问题，如精神卫生资源分布不均衡：接近一半的床位、医生、护士集中在东部，西部精神卫生从业人员明显不足，缺乏经过训练的医生和护士。医生的规模方面，我们至少需要四万医生，这是基础，但仍远远不够；据估计，至少需要十万名精神科医生才能真正地满足精神科的需求。美国人口是我们的四分之一，注册精神科医生也有三万多名，但临床心理治疗师有二十万，而我们合格的、在医院工作的临床心理治疗师应该不超过五千人。另外，将职业康复师、社会工作者引入精神科仍有困难，医院基本的拨款不够，需要自己养活自己，因此需要更好的支持系统，让这些职业康复师、医院安心地工作，为病人服务。
精神疾病的发病机制非常复杂，可能是人类最难克服的、最需要研究的、最富有挑战性的一类疾病，其复杂程度远远超过癌症、心脑血管疾病等。人类所研究的器官中，最复杂的可能就是大脑：肝肾等器官发生病变，可以移植；对于心脏疾病，我们了解得也比较清楚；然而对大脑的结构和功能，尤其是后者，我们现在还知之甚少。精神疾病的复杂性，病因机制的不明确性，提示我们需要重视精神疾病的研究，从国家、学会、专业领域层面重视精神疾病。
精神疾病的识别率低，全球范围内均是如此。根据英国年的统计数据，抑郁症的正确诊断率43.7%，医院平均能达到70%-80%，也不能将所有的抑郁症都诊断出来。在国内，年WHO数据显示，精神障碍识别率在50%左右。上海曾参加过调查和研究，抑郁症和广泛性焦虑障碍的识别率在全球最低，与阿富汗相当，说明我们对抑郁症和焦虑障碍的识别率很差。这是多年前的数据，我们目前已经有很大的提高，但仍需努力。抑郁焦虑是可以治疗的，甚至是可以康复的。
精神疾病的误诊率很高。我们现在需要「强基层」，针对基层进行培训，包括学会开展的一些继教项目，让基层医生水平提高是非常重要的。大的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和省会城市，诊疗水平与发达国家可能没有太大差别，但基层差距很大。我们经常遇到基层的病人，诊断和治疗不清楚，来到北京、医院就诊。这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一个问题：基层精神疾病的误诊率很高。
精神疾病难治性的比例很高。在美国，抑郁的终生患病率达20%，难治性的比例为30%；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为1%，难治性比例同样为30%；强迫症难治性的比例为50%。很多情况下诊断清楚了，但治疗效果不好，也可能是诊断错误，这种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即便诊断清楚了，病人对药物的反应也不一样；同一种药物，对一名病人有效，对另一名病人则可能无效，很多病人迁延不愈，成为难治性病人。病人对药物的敏感性不同，提示我们对于真正的病因病理机制仍不清楚。
精神科的治疗手段非常有限。医院里主要采用药物治疗，而心理治疗在我国开展得非常不好，这一现象与医保定价及伦理制度的问题等有关。前年，人社部停止认证心理咨询师资格。卫计委应正规地管理起来，像管理医生一样将临床心理治疗师纳入管理，有注册，有登记，有培训，有考核；只有这样，临床心理治疗师才能为患者提供很好的服务，否则可能出现乱象。
精神科的物理治疗尚未得到充分开展。例如，基层可能不具备条件，所以开展得不理想。事实上，很多物理治疗对精神障碍有效。精神科对外科治疗存在偏见，因为过去精神疾病的外科治疗主要依靠神经毁损；然而，事实可能并非我们所想象得那么可怕，外科的一些定向治疗对于强迫症、抽动秽语综合征是有效的，美国已经批准临床应用，也进入了指南。国内还需要更新观点和学习。
近年来，精神医学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美国有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战略计划，强调了四个方面：精神疾病是非常复杂的；我们需要了解复杂行为的机制，记录精神疾病发展的轨迹，确定精神疾病何时何地发生，以及如何采取干预措施；需要致力于精神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需要加强科学研究对公共医疗的影响。精神科之所以需要高素质人才加入进来，原因在于我们不仅要治病，还要改变社会对精神科的看法，要改变国家*策对精神科的支持，精神科才有希望。一个好的大医生应同时有能力影响*府的*策，影响公众。病人是无穷无尽看不完的，但如果影响了国家的*策，对我们精神医学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加强行业对公共卫生及国家*策的影响。目前，*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