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赞赞，一位精神障碍人士，深圳市蒲公英会所会员。年在大学时期发病，诊断是精神分裂。一直坚持服药，至今病情稳定，但未痊愈。
我在蒲公英会所快6年了，时间过得很快。蒲公英会所是一家通过国际认证的国际会所。它的理念是根据国际会所普遍遵循的运作原则36条（ 简称ICCD，代表了当今国际上最先进的社区精神康复理念和操作模式，它提倡为精神患者创造一种积极、宽松的环境，发挥患者的内在动力，使患者的康复达到最佳水平，这种模式的实践已经表现出良好的康复效果，世界各发达国家、地区的*府和精神康复同行都不断接受这一理念，并积极参加到该组织中去。编者注），其中规定会员的会籍是可以终身拥有的。医院或其他的医疗机构，不设医生等医护人员。会员在会所有工作的自由和权利，但是会员在会所的劳动是没有薪酬的。
我在蒲公英的的前五年，我一直坚持接受传统的家庭和社会教育，虽然生病，但因为性格比较活泼外向，所以在会所可以参加各项工作。在会所的各个部门都工作过。
在蒲公英，和国内其他会所一样，都有过渡就业这个项目。就是由残联或者社会上的爱心企业为会员提供工作的机会。因为考虑到会员的身体和情绪状况，过渡就业的工作强度不会很大，多是半天制的。过渡就业提供的工作我基本都做过，先后做过收银员、工人、前台接待等。
其实我觉得做这样的工作确实是对我有帮助，甚至可以说有很多好处。可以让我们不再局限在会所的小环境中，学一些工作技能，接触社会，有一点收入。
可是做这样的工作又是痛苦的。就拿收银员来说，我们就业的那家小店是残联办的福利企业，规模很小，就是老板和我们。除了供应残联必需的物品外，真正到店里买东西的顾客就是小区的一些居民，利润少得可怜。每天上班除了做一些店面清洁就是坐在那发呆。这份工作结束后不久就听说小店关闭了。
前台的工作就是是在残联下面的一个康复中心做前台。说是前台，其实每天并没有多少接待的工作。很多时候就是要打扫卫生。我跟着清洁阿姨扫地、擦灰、拖地，心里其实是非常不情愿的。但是没办法，看着清洁阿姨一天劳累，实在过意不去，就帮她干。后来听说这个岗位也停止了。
做了这几份工作，虽然活并不重，心里其实不想做这样的工作因为无法体现出我自身的价值。不过我心态比较端正，不管是什么工作，领导交给了我，就认真地去完成。好在同事们都对我们很宽容，没有压制或者歧视我们的现象。就这样，我做了几份过渡就业的工作，在会所表现也比较突出，
年进入公益机构深圳衡平上班。衡平是一家法律机构，它的负责人*雪涛律师及其他几位同事都是在精障领域的法律研究方面有资深经验的。
在衡平，其实离家很远，每天在路上的时间要1、2个小时。到了衡平机构对于我个人来说又是一个飞跃。*律师她们并没有交给我过重的工作，但是我在工作中学到了很多。以前在会所工作，并没有得到专门的训练，有困难就找职员帮忙解决，自由散漫，想不上班就不上班。
而在衡平，和其他年轻人一样朝九晚五，挤地铁挤公交。又因为机构规模小，工作人员也不多，很多事情要自己解决。*律师她们的理念就是自助者人助之。所以来了不到几个月我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懂得了不能给别人添麻烦，做任何事情要给别人创造便利。
所以现在在衡平也快2年了，之间也打过退堂鼓，但是为同事们而感动又一次次地留下来。
在蒲公英能够最终就业的会员并不多。但是大家的康复情况还是不错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我们有很多会员刚来的时候不说话，独来独往，有的可以在走廊上走一天，有的就坐着发呆，有的积极参加工作。有的会员还要家属陪同，后来原先不说话的现在会跟人打招呼了，原先要家长陪的现在可以自己来会所了，点点滴滴，都是进步。我们看在眼里，心中是说不出的欣喜和感动。
作为一名精障患者我的体会很深，以前在学校里发病，就是因为遇到困难不懂得如何面对，见了困难绕着走，而且采取了极端消极的方法。现在在工作中，在同事们、朋友们的影响下学会了忍让、耐心和坚持。
现在我精神上有进步，物质上有收入，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感谢*雪涛律师和衡平机构之余，我还是认为我们这个社会一定要帮精障患者“去污名化”，不要给他们“贴标签”。也不要歧视我们。通常来说精障人士其实都是并不是大家想的那样愚钝、疯狂、不可理喻的，可能他暂时还不能承担过重的工作那么就为他安排简单一点的工作，例如清洁、前台、电脑录入、复印、抄抄写写等。其实精障者和非精障者一样渴望被关怀，只是他们有自己的独特的性格，旁人如果摸清了他们的想法不要去激怒他，他们是不会突然发怒的。
现在我们深圳的精障者数目还有很多，恢复的情况也参差不齐。但是确实有相当一部分病情还是比较稳定，能够照顾自己，是可以承担一点工作的。
我作为一名有工作经验的精障者的希望就是——同在一片蓝天下，在社会不断发展的前提下，给精障患者一片天空，把他们像普通人一样对待，带领他们一起走向更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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