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西泽研究院院长、教授。本文为西泽研究院发表的第篇原创文章，赵建教授的第篇原创文章
如果说年，中国率先防控住了疫情，然后等着世界上岸，那么年，世界需要等一下中国。大船要平稳靠岸，可能需要的时间更长。
年初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在疫情防控方面中国一度走在了世界前面：利用举国体制加上东方文明特有的集体秩序主义，较好的控制住了疫情，保障了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生命健康。并率先复工复产，在其他国家进入大爆发期无法正常生产和服务时，发挥出了世界工厂的作用，向全球提供必需物资和日常商品。彼时，如果中国疫情也失控，后果不堪设想。
中国在疫情初期防控成效走在世界前面，是充分发挥了大国防疫具有的独特优势：一是全国一盘棋，举国体制中央集中调度统一指挥，各地区之间可以互相帮助，疫情轻的省市可以集中资源支持疫情重的，这是空间优势；二是工业门类齐全，物资供给和保障体系完备，弹性生产能力强，一些防疫物资一开始高度短缺需要大量进口，但在国内企业迅速改造生产线后供给缺口迅速弥补，甚至出现了过剩，这是产业优势；三是数字化程度，数字平台独角兽，无论是阿里还是腾讯，迅速建立起数字防疫体系，为后来的精准防控提供了完备的基础设施，这是企业家优势。
然而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总是在运动中发展变化，解决问题的方法也需要随着客观事物的变化而进行调整，否则就陷入教条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陷阱——当然也要切忌激进冒险主义。进入年3月，形势陡然变化，奥米克戎以一种完全不同于新冠前几代的面貌出现：传染烈度极高，R0超过10；传染媒介多样，可以附着在物体和空气中；只攻击呼吸道，并不攻击肺部，重症率和死亡率大幅下降，等等。这些新的特征，让我们在年采取的以管控“人”为主的网格化模式面临巨大的挑战，因为要防控奥米克戎及其整个病毒家族，不仅要防控人，还要防控物，这显然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意味着不仅要对人流静态管理，还要对物流静态管理。这对于现代经济社会来说，无疑是一种休克式自杀。（我在去年8月份的一篇文章，可以说已经对当前形势和困难做出了基本的“预测”，见《赵建：疫情重现，复苏放缓，国运的钟摆向何处？》）
当决定事物发展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时，考验的不仅是辩证法思想，还有方法论体系。回看中国近百年发展史，先进性和生命力都是根据事物发展的主要矛盾，在不断反思和调整中获得的。然而只要初心不忘，总能殊途同归。从疫情防治的基本规律来看，最后都是要以取得全社会对病毒免疫，从长远角度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和正常生活为最终目的。中国抗疫的目标也是如此，否则为何花掉几千亿元在全社会相继接种三次疫苗。接种疫苗的目的肯定是对病毒实现免疫。所以中国的疫情防控，从最终目的来看是与世界一致的，那就是完成从清零防控到向正常社会的闯关，最终实现软著陆。中国不可能，也绝不会成为孤岛。
然而，中国毕竟是个大国，地区差异大，各群体之间分歧较大，冒然“闯关”风险也是非常大的，因此短期内还不能放弃动态清零的政策，但需要为闯关和软着陆做积累和准备，而且不能时间太久（肢体休克太久容易坏死），这个我在三个多月前就已经写报告进行提示：疫情防控需要根据决定事物发展的主要矛盾的变化进行调整（赵建：主要矛盾正在发生变化，抗疫需要进入“过渡阶段”）。当前来看，各地也在积极对政策进行综合平衡，将恢复经济和民生，与疫情防控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但是，中国要想以不同于西方国家，以极低的成本和生命代价进行闯关和软着陆，还是需要时间。大船掉头难，大国空间大，需要耗费的时间也长。但世界会等中国吗？
这次疫情防控，在更深的层面上，是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次重大考验（赵建：疫情防控需要法治和实事求是）。中国要走向现代，不仅是科学技术和物质经济层面，当前来看最重要的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就中国当前发展阶段，国家治理的核心能力要看三个关键要素：法治能力，达成共识的能力，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没有法治，制度供给一直停留在各种暂行办法和指导意见等短期政策上，今年5号文要求收紧，明年8号文要求放松，这样无法在社会形成长期预期，优秀的企业和企业家精神就很难培育。社会难以达成共识，社会思潮极化，无论是精英基层还是普通民众，虽然表面上一个声音，实际上存在较大分歧，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就不牢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高速发展，中国不仅仅在总量上成为一个大国，同时也进化成了一个复杂社会，这让过去的治理模式很不适应，因此如果缺乏专业化、经验丰富的公共管理人员，同时社会专业精干力量参与治理的机会又较少，无法群策群力建立起分布式的决策和治理机制，那么在处理起复杂问题来就显得捉襟见肘。
这三大关键要素，在疫情防控期间都有所体现，既反映了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成绩，也反映出了需要进一步改进的方向。法治层面，为了进行静态封控违反法治原则的事情在个别地区经常出现，曾经一度掀起了社会对法制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