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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出了精神心理问题，父母往往会带他们四处寻医，所就诊的大夫不乏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专家。
但很多父母发现，不同大夫对孩子的诊断却不一样，令人非常困惑，“明明都是权威的专家，为啥诊断意见互相打架？我们到底该听谁的呢？”
这种现象在精神科临床中其实很普遍，以下我想从国内外精神科诊疗体系的角度，进行一些分析。
现在，我国精神科临床有3个不同的诊断体系：
世卫组织发布的《国际疾病分类》标准，即ICD系列，最新版本是ICD-11，年5月通过，年起实施；
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发布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即DSM系列，最新版本是DSM-5，年颁布并实施；
我国中华医学会制定的《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即CCMD系列，最近版本是CCMD-3，年颁布并实施。而且，有消息说CCMD系列以后不再更新了，我国精神科目前临床诊断以ICD-11和DSM-5为主。
而ICD和DSM相比，虽然前者听起来更权威，是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但实际上，更权威、应用更广的是美国的DSM系列。像最新的ICD-11，大部分内容都是在DSM-5的基础上编写的，与DSM-5尽可能保持一致。
可以说，全世界大部分精神科大夫都参照DSM-5来下诊断，说将其奉为圭臬也不为过。
不过，DSM对精神心理障碍的诊断和理解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变化的。从DSM-1到DSM-5，每一版本都在发生变化。
像我们之前多次提及过的，DSM-5将双相及相关障碍的诊断范围扩大化了，一些重度抑郁发作、轻躁狂/躁狂发作症状都不太典型的患者，也可以诊断为其他特定的双相及双相障碍。
甚至明知道患者是因为滥用毒品、药物、酒精成瘾，而出现了双相障碍的症状，也可以诊断为物质/药物所致的双相及相关障碍。
换言之，很多人在DSM-5颁布实施前，因症状达不到DSM-4的双相障碍诊断标准，不能被诊断为双相障碍，但DSM-5颁布实施后，一夜之间，他们就成了双相障碍患者了，变成“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了，虽然病情在标准颁布前后并无变化。
那为什么DSM的诊断标准会发生变化呢？一方面与精神医学对个体精神心理的了解不断发展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时代背景、社会文化息息相关。
比如同性恋，在西方历史上，同性之间的性行为曾被基督教谴责为罪恶，英国等国家曾将其定义为违法。直到19世纪末期，在欧洲和美国，同性恋被看作是医学上的病态。
但进入21世纪以后，西方社会看待同性恋的目光发生了很大转变。同性恋逐渐从有罪、有病，变成非罪、有病，再过渡到现在的非罪、非病。从人权的角度来说，这是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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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M、ICD中不再将同性恋行为纳入疾病分类，部分西方国家还承认同性恋者的婚姻关系。我们国家的精神医学、心理学深受西方国家影响，现在也不再将同性恋看成是疾病。
可是，如果把西方国家这一套观念和诊断标准放到中东部分国家，那里对同性恋的接受度极低，甚至立法禁止，那就明显不适用了。
同样道理的还有“跨性别者”，过去医学认为如果个体不认同自己的生理性别，这是异常的，是要纠正的；而且首先要纠正的不是他们的性别，而是想改变性别的想法。只有接受临床心理咨询或者心理治疗2年无效后，才考虑服用性激素药物并接受变性手术。
但随着LGBT运动在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得如火如荼，近几年还发展出了“LGBTQ+”。在西方国家，尊重“LGBTQ+”群体甚至成了一种政治正确，只要有人说他们的精神心理有问题，马上会被扣上“歧视”的帽子，受到辱骂。
在这种大环境下，西方精神医学界也不再认为个体想改变生理性别是病，只有这个想法令他们很痛苦、影响了正常生活，这才是问题，叫做“性别烦躁”。
而且怎么解决“性别烦躁”呢？不再是试图了解、改变他们的想法，而是协助其改变性别。
所以现在在部分西方发达国家，改变性别已经是相当常见的事。只要个体想变性，TA完全有可能不用经过任何心理评估、心理治疗，就能接受变性手术。
这带来的后果是，这背后很可能存在的深层次心理问题得不到解决，个体变性后仍然活得很痛苦，甚至后悔无比。
我们之前分享过美国的一位变性者的真实经历。Sinead原本是女性，她年轻貌美，身材傲人，但遭到很多性骚扰，其非常痛苦。她认为这都是这副女性身体惹的祸，继而出现了性别烦躁，萌发了变性的想法。
可Sinead成为男性后，发现并没有变成想象中美好，其依然感到害怕、羞愧和自卑，其深层次的心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Sinead很后悔，并指责医生当初为何不劝阻自己。
现在这个问题甚至朝着荒谬的方向发展了，西方国家部分地区，个体可以凭自己单方面的说法和意愿去决定自己的性别，而不管当时的生理性别是什么。
比如男性只要打扮成女性的样子，甚至只需要说自己认为自己是女性，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女厕、女更衣室、女浴池，这严重威胁了普通女性的安全。
而且只要有人对此质疑，马上就会被指责歧视跨性别者。今年1月，美国就发生了一起“男生穿裙子进女厕所，强奸15岁少女”的案件。
按照这种节奏下去，性别烦躁这个诊断有可能会从DSM和ICD里面消失。
当然，西方发达国家对性别烦躁“包容度”越来越高的背后，除了社会文化因素外，还因为精神医学界、心理学界对此缺乏深入的认识和高效的解决办法。
如果继续认为是“病”却找不到病因，治又治不好，这部分群体因为被下了诊断而备受歧视，他们又极力争取政治、平等地位，社交媒体的发达让这种声音更加响亮，在“政治正确”的前提下，“去病化”就成为了必然，而且社会不允许去探讨背后的原因，变成这是个人的选择权利，这是个人的绝对自由。
可是我们在临床心理干预中，尤其是大量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的实践发现，部分性别烦躁不是先天的，而是其后天遭受相关的叠加性心理创伤，导致他们产生了厌恶自己身体，尤其是第二性特征部位，所以产生变性念头。
比如我们收治过的一位抑郁症患者，他讨厌自己的身体，尤其是男性生殖器官，渴望成为一名女性。经过他同意后，我们对其实施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寻找这背后有没有心理社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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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我们发现了很多相关的心理创伤，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是在小学时，有两名男生把他摁在地上拳打脚踢，还对他撒尿，用生殖器羞辱他，长达2个多小时。这使他对男性生殖器官产生了强烈的厌恶和愤怒，包括他自己的。
不过，这个患者平时对于这件事早就忘了，进入深度催眠状态后才想起来，他恍然大悟！他对于自己的生理性别、想变性的想法有了更理性的认识。
对于部分同性恋者，我们也有同样发现，他们非主流的性取向不是天生的，而是由后天的相关叠加性心理创伤所导致的。比如部分女同性恋者，有可能与其父亲对其造成过大量心理伤害、父女亲子关系恶劣有关。
但注意，我们这里说的是部分，不能代表全部性别烦躁者和同性恋者都是如此。
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DSM-5中“性欲倒错障碍”里的很多疾病都会取消。
比如恋物障碍或者恋物症，也就是大众所说的“恋物癖”。主流精神医学界和心理学流派对此找不到根源，也没有高效的治疗方法，最终极有可能将这归结为个人的性癖好，属于个人的自由选择，将其“去病化”。
但我们通过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技术（TPMIH）发现，恋物障碍的病因很明确，主要是患者形成了与恋物行为相关的病理性正性情绪体验，其次是叠加性心理创伤。从这个角度看，这其实是一种成瘾行为，所以，我们称之为“恋物成瘾”。
总而言之，哪怕是目前世界上最权威的精神科诊断标准，它也是动态变化的，也是有争议的（国内外其实不少学者并不完全认可DSM-5，甚至持批判态度），也是要看适用环境的。
一句话，它也不是像物理学规律一样属于绝对的金科玉律，未来几年推出的DSM-6又会推翻DSM-5里的一些标准。
所以，当父母发现不同医生有不同的诊断时，不需感到太困惑、太焦虑。权威的精神科诊断标准都有争议和不足，更何况是精神科大夫的诊断。
而且，诊断只是精神医学单一学科贴的标签，更重要的是如何解决实际的问题。希望父母及时掌握科学的精神心理学知识，注重症状背后的心理根源，尤其是孩子患病折射出来的家庭教育问题。父母要加强自我反省、改变及提升，才能帮助孩子加快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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