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无论是从多年前中国屈辱的近代史作为回顾的起点，还是从最近70年中国民族快速复兴的过程出发，都需从全球史的架构来理解中华民族再兴对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意涵。在这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展望未来。中国70年来走的道路，当然有曲折，但也有很多方面是史无前例的，突破了过去各种不同文明曾经创造的历史，中国肯定要超越他们。
如果中国继续保持既有的发展轨迹，那么她必然会进一步影响到人类社会的未来，实际上她已经开始在深刻地影响全球社会，以及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不仅如此，这一作用将来还会更关键，而且她的关键程度甚至会超过历史上美国所起的作用。
图1：两千年世界经济中心的移动路径
上面这张由《经济学人》（TheEconomist）杂志刊登的历史地图很有趣，它是根据历史数据所绘制的，展示了过去年来，人类全球经济活动重心的移转。该图从公元元年开始，在前面年的时间里，以全球为范围，世界的经济地理重心的位置移动的范围非常小，一开始它非常靠近被称为“人类文明摇篮”之一的两河流域。然后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板块长期占有非常重要位置。
这两大古文明历经几千年，在当时来讲各方面是比较先进的，因为这两个古文明板块的存在，当然还有沿地中海的古希腊、古罗马等等，所以把各地區经济活动规模加权平均以后，全世界经济地理重心差不多就在上述这些位置，也就是长期相当接近中国与印度两大文明板块。但是在年以后也就是19世纪开始，全球经济重心的移动非常快速，一直在往西走，这就是西方的崛起，地理大发现，殖民扩张与工业化。
到了快要接近19世纪末的时候，北美新大陆和美国的兴起，更是把这个重心快速地往西边牵引。一战之前，美国的经济体量基本上已经超过大英帝国，在二战结束的时候更是达到顶峰。因为美国的板块份量太重，所以这个重心在年的时候，已经移到了大西洋的中间。
接下来,这种情况又开始起变化了，西欧战后重建复兴了，东亚也开始发展起来。所以这个重心从年以后就开始慢慢往东。尽管有日本的兴起和东亚“四小龙”的发展等等，但因为美国也在发展，所以移动速度并不快。但是年以后全球经济重心则快速地往东，世界经济完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因为有中国大陆的快速兴起。因此，到年、到年，以及未来的年，重心还会继续东移，当然之后可能会再往东南一点，因为印度也在快速发展。
是什么力量把这个重心一直往东牵引？答案显然就是中国兴起，它是最大的一个牵引力量。所以这张图很有趣，因为它预告了不久之后人类经济活动的重心可能会回到19世纪初的历史起点，甚至回到更早的历史起点，也就是回归到更悠久的历史常态。如果从构成来看，过去三四十年间很多所谓的“全球趋势”主要就是中国趋势。因为中国太大了，大到它自身的趋势就影响了全球大趋势下的各种指标变化，并且中国还在持续前进。
有了图1的背景知识，我们对图2的理解就更清楚了。
图2
这是在过去年历史中，根据购买力等值（PPP）的GDP来绘制的图。从年也就是嘉庆年间开始，到年也就是二战后美国达到顶峰的时候，整个人类历史的故事基本上就是西方的兴起，这些西方国家还是处于绝对支配的地位，并且一直持续到年。
上图中最上面深蓝色的部分当然是美国，其次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然后是英国（这些都是央格鲁萨克逊民族），然后是法国、意大利跟德国，接下来就是荷兰等这些中小型西欧国家，以上合起来就是传统定义的“西方”。所以有将近两百多年，西方是人类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其他地区的民族都是配角，甚至是被他们殖民的对象。
与此同时，中国和印度这两大曾经占全球经济份额非常高的古文明，相对的比重一路下滑，印度更为严重。战后初期比较突出的是日本的兴起，但从年中期至今40多年来，非西方世界开始全面兴起，尤其是亚洲，其中中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打破了历史纪录，前无古人，对此有很多尺度可以加以衡量，而且以后很难有其他文明可以再复制。图3揭示到：从年到年的30年里，中国的GDP增长了36倍；历史上，另外一个曾经出现大规模、大板块、快速工业化的国家就是美国，尤其在南北战争之后的工业化进程中快速兴起。
但是美国花了多少时间才让自己的GDP增长了36倍呢？他总共花了年，也就是中国的工业化追赶速度是美国的3.9倍。所以为什么英文世界的媒体经常说“ChinaSpeed”。什么叫中国速度？这就是中国速度，史无前例，尤其是在那么幅员辽阔的版图之上建设“奇迹”的速度。所以这很自然地让包括西方国家和其他周边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感到震撼，甚至带来压力。那么中国的兴起，在全球的范围里的作用就是引导全球趋势。
图3：“中国速度是美国速度的3.9倍”
图4告诉大家，整个人类社会的贫穷问题以及消除贫穷，让越来越多的贫困人口能够脱贫，摆脱绝对贫穷线，对联合国来讲是最大的挑战。在战后也就是年以后，出现了婴儿潮，所以虽然拼命地发展、拼命地减贫，但是贫困人口总数还在增加，这对整个地球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幸的发展趋势，但是到了年代以后，它的转折点就慢慢出现了，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
进入新世纪不管是绝对贫穷人口的比例还是总数都在快速不断下降，这里面中国做了最大的贡献。不仅如此，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国还拉抬了很多相对落后的国家，中国对帮助他们消灭贫穷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图4：世界贫困的“终结”
所以如果中国的“两个百年”目标达成了，它下一个目标便是要对全人类承担更大的责任。当然，任何经济发展都会有负面的作用，经济学术语叫外部性。当中国在方方面面都以这样的神速发生变化，对整个人类社会带来的冲击也是前所未有的。
所以中国工业化的速度是美国的3.9倍，但正如图5所示，中国碳排放的增加速度可能也是美国的3.9倍。在很短时间里面，中国从一个碳排放量非常小的经济体（图5中的深色蓝线）迅速变大，尤其是在年后直线上扬。虽然中国人均的碳排放量还只是美国的1/4，但总量在8年前后就已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因此，中国的这一趋势也将会影响全球气候变化趋势。
图5：世界碳排放示意图
在我看来，中国的兴起将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首先，中国的快速兴起，赋予了经济全球化一种巨大的推进力量。这很有意思，也是一种辩证关系，中国既受惠于过去35年、40年的经济全球化，但另一方面，中国也成为推进全球化的巨大力量，而且前所未有。所以过去三十几年的全球化，也被称为“超级全球化”，也就是说它的动员、席卷、渗透的力量、远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全球化，而且把全世界所有社会都吸纳进来。
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地域或人群可以完全不受到它的影响或者是牵引，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中国正是对这样一个巨大的推动力量起到了关键作用，虽然不是唯一，但却是最关键的作用。
其次，中国的快速兴起，在不知不觉中，有意无意中削弱了美国霸权的基础，打破西方垄断普世价值的话语权，因此也就推动了国际秩序的转型，当下正处于这一过程之中。
因此，中美之间的摩擦，战略的猜疑可能越来越尖锐。也许对西方国家来讲，中国的快速兴起未必是他们都很乐意看到的趋势，但是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讲，中国的快速兴起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这将增强他们自主发展的可能性。
因为以前很多发展中国家，它的文化、经济的导向多多少少都是朝向他们的前殖民宗主国，很多国家在很长时间内各方面都依赖曾经殖民过它们的国家，像法语非洲依赖法国，被英国殖民的一些国家在制度、认同和观念等很多方面依赖英国。
这些发展中国家彼此之间的经济合作跟联系比较薄弱，但是现在不一样。所以对东南亚、南亚、中亚和西亚，非洲乃至拉丁美洲而言，中国能够拉抬它们这些非西方国家，能够全面释放出南南合作的巨大潜力。而且中国主动去深化南南合作这个释放出来巨大的潜力，这种机遇是前所未有的。
正因为如此，中国绝对可以对全球化未来的路径、指导思想或者人类社会各地域彼此之间的经济合作和交换的游戏规则，产生巨大的作用，也就是说可以推动世界秩序的重组。因此，中国的兴起就加速了从西方世界秩序往后西方世界秩序的过渡。
为什么中国能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呢？这就有必要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过去35年来的全球化之所以被称为“超级全球化”，正是在于它的速度、它的渗透力与席卷力。“超级全球化”推动全世界各个社会参与一种非常细密复杂并且紧密的经济分工，在生产、金融、信息等各个方面的整合前所未有，此外，还有人员的流动都超越过去的历史纪录。但是在它前面有三大力量，或者说是“三驾马车”同时在牵引“超级全球化”。
“第一驾马车”就是从年代开始的美国里根和英国撒切尔他们所倡导的新自由主义。
这种信奉市场万能的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就是要给资本最大的自由，给民营企业最大的自由。他们不仅在西方国家推动这个新自由主义革命，而且还把这一思想推广到全球，而且在各个不同的层级都灌输这样一种思想，促进经济一体化，或者在WTO这样的体制下，全面地推动贸易自由化、建立自由贸易区，让各种生产要素流动越来越自由，以达到经济学家口中的跨境“交易成本”趋近于零，这就是弗里德曼（ThomasFriedman）所讲的“地球是平的”。人为障碍（其实也不一定是障碍，因为那些管制有些是好的），凡是被市场、被资本看成是障碍，就把它排除掉、解除掉。
“第二驾马车”就是信息和通讯科技的突飞猛进。
可以想象，在年代以前，我们从台湾去美国留学，根本不可能打长途电话回家报平安的。所以家里面如果接到长途电话肯定不是好事情，费用太高，但是现在所有越洋的通讯都是免费的，而且还可以视频。
当然，还有“第三驾马车”就是中国快速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
可想而知，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一跃成为全世界最大制造业平台和全世界第一大贸易国，所以不管用什么指标来看全球化，它在过去35年的演进速度是惊人的。
从图6中国家的贸易依存度（浅粉色线）来看，根据右边纵座标它占每个国家GDP的比重，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都是快速上扬，直到8年金融海啸为止才停顿。但是更惊人的是左边纵座标度量的深紫色这条线，也就是金融全球化的速度。它反映了每个国家的对外金融资产与负债合计，占自己GDP的比重。
从左边纵坐标来看，金融国际化程度在70年代的时候非常低，平均20%、30%都不到，因为那时候跨国资本流动的管制非常严格，美国资本帐也是不开放的，欧洲也不开放，更不用讲其他国家，更没有什么衍生性的跨国金融交易，石油与大宗商品期货交易也统统都没有。
图6衡量全球化的两个指数：金融与贸易
但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这条紫色的线迅速上扬，到了最近一次全球金融危机也就是8年的时候，平均达到全球每个国家GDP的近%，这是很可怕的一个数字，表现出一种庞大的、相互依赖的全球金融融合。但这里面其实有很多虚拟交易造成了巨量热钱跨国流动，造成了资产负债表的巨大变化。这一波全球化非常特殊的一点就是它能够发展出来由跨国企业牵头的极为复杂精密的全球产业供应链。
试想，一个高科技产品，里面几百个、几千个小的零组件，分别由参与相关产业链的二三十国家生产，然后通过天衣无缝的协调、管理，最后汇聚在装配线上，产生一个最适当、最有效的生产流程和资源配置方式。
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最典型的就是大家手上的iPhone，它不是在深圳就是在郑州新区装配的，零组件来自于20多个国家，由富士康这样一个典型的代工厂商来组配。如果没有数字、信息等科技的突飞猛进是不可能有办法管理和协调的。
另外就是数位科技也让劳动要素可以更自由的流动。在新自由主义革命推进下，资本的流动已经高度自由化。商品更是无需多言，信息也是如此，唯有劳动力的流动还是受管制，因为它的社会冲击很大。但是在经历信息跟通讯革命以后，劳动已不需要真正的在地理空间上移动，它同样可以揽活。比如你今天给美国的一个航空公司客服专线打电话，你也不知道接电话的人在哪里。他可能在菲律宾，也可能在孟加拉，他就是“电信移民”。
不仅如此，全世界服务业中的低阶劳工事实上构成了一个劳动市场，因为没办法管制，你在边境筑高墙也没有用，管不了这个。所以它的确对西方国家普通的劳工冲击太大了。你可以想，医院里面去解读X光扫描的或者要写检查报告的那个人，他可能跟孟加拉同样一个有执照的技师一起抢这个工作，而另外一边只要1/20的工资，他就愿意做这个事，当然以后可能人工智能（AI）就可以做了。所以这个变化太大了。
那么再来看过去35年，中国加入全球化的变迁。图7所示，在新世纪交接的时候，中国的人口大概占全世界接近20%，19%到20%之间，中国的劳动力占全世界劳动力市场的近1/4，因为中国劳动参与率特别高，所以显示中国劳动规模的这个圆形占的面积在全世界是最大的，它比印度要大很多，因为印度妇女的劳动参与率非常低，而中国非常高，妇女占劳动力供给的45%。
图7年相关国家的劳动力规模、性别组成与参与比例
因此，那么大一个劳动群体加入全球分工体系，是史无前例的。日本兴起也未曾带来那么大的冲击，“四小龙”更不用说。正如图8所示，中国在极短的时间之内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平台，已经超过制造业日益空洞化的美国，很快就要超越整个西欧了。
图8世界制造业产出的地区分布
那中国最惊人之处在哪里，就是它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在全世界产业分工里面，可以快速晋级，从劳动密集技术门槛很低的制造业，快速地往高端攀升。所以图9显示在短短十年里面，中国很多高科技产品出口在全球市场的占比不得了，有的占到20%、30%，甚至接近40%。这个增长速度非常非常快。
图9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所占全球比例
因此，新自由主义革命推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自由化，信息科技革命以及中国的全面融入这“三驾马车”拉动了“超级全球化”。同时，“超级全球化”带来的后果也引起了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