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们已经谈到，西方的先知、哲人和中国的圣人在公元前的那段精神焕发的神奇的时代，几乎是同时提出了人类的三种精神原则或称元精神。它们即是信仰的精神原则、求知的精神原则和爱人的精神原则。——文章摘自黎鸣（《问人性》新的综合与结论）
古代圣哲们提出精神原则的宗旨是在为人类的去恶扬善，为人类的和平共存并合作求得发展找到一种思想上确定的方向标。他们共同都把“善”当作人类必然要追求的目标，然而他们的“善韵含义却各不相同。
信仰、求知、爱人分开来虽然各有所偏，然而它们的确都是人类的元精神，是任何人要想成为一个真正文明的人时都必不可少的精神。
对于一个文明人来说，这三种元精神缺少任何一种都将构成缺陷，构成人类精神痛苦之祸源。
—缺乏信仰精神的人常伴随着莫名的精神恍惚和恐惧
—缺乏求知精神的人常处于麻木不仁的精神状态
—缺乏爱人精神的人常感到自己生活在精神孤独的荒漠之中
总之，任何一种元精神的匮乏，无论对于个人或对于一个民族社会来说，都是有害的。对于个人是使他(她)与幸福绝缘，对于民族是阻碍它的文化的发展。更进一步可以毫不武断地认为，一切人类的痛苦和文化不得发展的阻力，都来自这三种元精神的或这或那的缺失和匮乏。对于这三种元精神全都匮乏的个人是疯子，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对于这三种元精神全都感到匮乏的社会是个患有文化精神症的社会。
看过笔者前面文章的读者知道，笔者认为，中国人与西方人各具有自己不同的精神传统。
①.中国人拥有中国古代圣人早在年前即提出的爱人的精神传统，这种传统更以孔子所提倡的孝悌精神为核心，并由此扩大深化到忠恕、仁爱，也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爱人精神。虽然这种爱人的精神始终未能真正成为现实，但孝敬父母、尊敬长者的民族风尚的确已成为了中华民族独树一帜的精神特征。从来说中国人重视情感，具有良好的私人道德，知情必达，知恩必报，其根源即在这种孝敬父母、尊重长者以及重视乡情乡礼的民族风尚。
②.文革时期，这种民族风尚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打击，中国人的孝悌的精神莫名其妙地被当作封建的恶俗受到无情的批判，在不少当作宣传品的文艺作品中，侮蔑孝道，置父母的病、亡于不顾的无情行为反而被当作壮举来歌颂。在今天的一些流行影视作品中，对抗父母、反父意识似乎成社会进步的象征。
作家们心灵的浅薄与无知正可以当作民族时代精神偏颇的风雨表来观察。中国文人的无理性与盲目性在全人类主要的民族中，应该可以认为是彰明显著的。这～点恰恰是中华民族精神重心偏斜的表征。
笔者在前面有两篇文章专门论及传统中国人自古以来缺乏真信仰精神和真求知精神的情形。中国古代圣人没有为中国人奠定好这两种精神的基础，致使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在这两种元精神方面表现出极大的匮乏。由于这一点，致使中华民族的历史的精神传统是一个精神上很不完善、很单一、很偏斜的传统。中国人长期以来停留于复归这种传统，除丁毫无进步迹象的重复至倒退之外，很难有更好的命运。
与中国人相反，信仰精神、求知精神这两项元精神恰恰是西方人传统精神的强项：
①.古希伯来人先知为西方人奠定了信仰精神的强有力的基础。
两千多年来，《圣经》一直是西方人的精神食粮，正如同孔夫子的《论语》是中国人的精神食粮一个样。
自从中国人的进纸与印刷技术传入西方之后，《圣经》更成了西方人家家户户必备的读物。《圣经》对于西方文化的影响，对于每个人精神的塑造作用，无论估价多高恐怕都不至过份。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只有孔夫子的《论语》可以与之匹敌，无怪人们说中国人和犹太人同样都是”靠一本书闻天下“的民族。这一点不假。犹太人靠《圣经》向人类世界高扬了信仰的人类元精神，中国人靠《论语》向人类世界高扬了仁爱，也即爱人的人类元精神，不同的是，失去了祖国的犹太人融入了西方人中，他们没有像中国人那样封闭起来，仅仅以唯一的一种人类元精神为基础独自创造出自己特有的文化。
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中华民族是唯一一种既最古老又最独特的民族文化“树种”。它有最古老最长寿的方块文字，它有最古老最悠久的人类文化的元精神——爱人的精神，它有最庞大最众多的同文字民族人口，它是现时代西方人唯一要从文化精神上向它靠拢、与它融合的民族。古怪的东亚文化将在人类文化的元精神方面成为西方人未来精神的阳光，这一点我坚信不疑，就像我同样认为，西方人的求知精神、信仰精神也将是吸引未来中国人的精神视线的太阳和月亮。
②.几乎与古希伯来人同时，古希腊哲人为西方人奠定了求知精神的坚实的基础。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抽象的、理念的、逻辑的哲理与欧几里德的几何学成了西方人求知精神之树永远向上生长的“顶芽”。与中国文化的以单～的人类元精神为文化之根不同，西方文化具有对人类元精神的文化双根。这一双人类元精神的既对立又合作的历史演进构成了西方文化史的三大阶段。
第一大阶段为西方古典文化时期，是两种人类元精神各自分别发生、发展并开始相互影响的阶段。时间大约为从公元前年前后到公元5世纪左右的年。第二大阶段为西方中世纪文化阶段，是信仰的精神原则从逐渐超越求知的精神原则发展到完全压倒求知的精神原则，以致信仰的精神原则本身发生变质，从对上帝的抽象信仰变成对教会权力的崇拜，以致整个信仰变成了伪信仰，最后终于导致信仰精神本身的衰落产生宗教改革运动和人文主义的复兴运动，求知精神重新拾头。这个阶段的时间大约从公元5世纪到公元15世纪这年。第三大阶段为西方科学与民主的文化阶段，是求知的精神原则从逐渐超越信仰的精神原则发展到最终完全压倒信仰的精神原则的时期，这一阶段从15世纪开始，直至今天。很可能求知的精神原则(在本阶段主要表现为科学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将发生质变而引起新的西方的文化危机。这种危机在西方早已经具有了征兆。
尽管西方文化在两种人类元精神的互动的作用下比之中国文化仅仅在一种人类元精神的支撑下，更显示了某种文化历史的进步性，而中国文化的历史则比较而言更显示出了某种发展的缓慢性，乃至停滞性，但不能不看到，无论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就具有完备的三个元精神而言，两者都是有缺陷的。中国文化的缺陷在于真信仰精神与真求知精神的匮乏，虽然在爱人精神方面显得略强于西方文化。而西方文化的缺陷正在于真爱人精神的匮乏，西方的原子化的个人主义造成了大量西方人的精神疾病，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正是西方文化发展中应运而生的产物，现今西方大量流行的青年人吸毒、刑事犯罪、同性恋、,艾滋病等现象也正反映了西方文化爱人精神的极度匮乏。
近现代西方人的信仰精神在科学主义的作用下也已经逐渐丧失了它昔日的神圣性和吸引力量，新的信仰精神正等待着人们的新的创造性。今天，真正在支撑着西方人的精神世界的，实际上也只剩下了唯一的科学与民主的求知精神了。科学与民主虽然伟大，但缺少了真实意义的信仰精神和爱人精神，西方文化将不可能真正给人类带来幸福。
——如果说具有双元精神传统的西方文化尚具有如此缺陷，一那么仅是有唯一精神传统的中国文化的缺陷就将会更大。
——如果说西方文化复归自己的传统曾经能够促进自己的文化发展，那么中国文化复归自己的传统则不仅不能促进自己的文化发展、反而会使自己的文化在自己专制主义的传统中愈陷愈深。原因很简单，因为西方人的精神传统中包含有富有增长力的求知精神，中国人的传统中则缺乏这种精神。
时至21世纪即将到来的今日，西方人在面对自己新的文化危机时，要想再次启用复归自己传统的老办法也同样将无济于事了，因为在他们那里神性的上帝已不复存在。他们唯一的办法是向东方，向中国人吸取他们传统的仁爱或爱人的精神，其中尤其是中国人的孝的精神。
对于中国人来说，近百年来虽然在吸取西方人的文化精神方面不如日本人那样有效，但西方文化的求知精神，特别是其中的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逐渐深入中国人心，已成不可逆之势。任何人企图阻拦，但最终它们成为中国人的精神中重要成份的一日必会到来。
面对新世纪的来临，中国人不仅必须尽快学习和接受西方人的求知精神(科学与民主)，而且必须创造性地改造西方人的信仰精神，把西方人对上帝的崇拜转换成现代中国人对永恒的真、终极的善和自由的美三者的信仰，用真、善、美的抽象来建筑起中华民族新的精神圣殿，以取代传统中国人对帝王、官权的盲目的崇拜。同时，中国人不能忘记自己传统中仅有的一点爱人的精神，把孔圣人的孝的精神发展到更符合今天中国人的精神需求。不可忘记，孝敬父母是人类博爱精神的基础，更是人类精神健康成长的基础。中国人，受体们的父母，爱你们的兄弟姐妹，爱你们的朋友，爱你们的同胞吧！爱，才是人生幸福的强劲之根。（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