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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与*治总是存在一种微妙的关系。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以文人为代表，文人的兴衰就是知识分子的命运写照。当社会动荡时，他们要么投机钻营，成为权势者的慕僚门客，要么自生自灭，沦为社会的底层，成为落魄文人。在社会鼎盛时期，统治者为了粉饰太平，就鼓吹学而优则仕，让文人为他们歌功颂德，以博得文治武功的历史美名。当社会地位上升时，天真的文人们有时会不知天高地厚，甚至不自量力地去指点江山，统治者就会大兴文字狱，置他们于死地。高明的统治者始终懂得如何将知识分子玩于掌股之间。
人的社会地位总是与经济条件紧密相关的。社会地位的上升必然有丰厚的物质待遇相随，物质条件的改善又会促使社会地位的上升。而物质条件与社会地位又有助于独立人格与精神的形成，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即如此。这个时期，社会转型，民智渐开，在新旧交替与碰撞中，知识分子的个性与张扬突现。同时，他们的迂腐与执拗有时就会演变成反抗与叛逆，令统治者权威丧失，甚至逐渐引发整个社会体系的瓦解与崩溃。
据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的内容，教授月俸400—600大洋，约合现在人民币1.7万元，副教授月俸430大洋，讲师60—260大洋。而当时的县长月薪只有20大洋，一般的市长工薪还不如一名普通中学教师。此外，一些知识分子还获得优厚的稿酬，外块相当可观，比如鲁迅，从1912年至1936年，稿费收入12万大洋，约合现在人民币500余万元。当时的知识分子不但地位高，收入多，单位还提供免费住房和优越的办公条件，比如北大的红楼，是当时北京最高大气派的洋建筑，一般人看来，坐在里面是一种奢望，一种难以企及的荣耀，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周作人等就在这里办公。
良好的物质条件和较高的社会地位，给了当时知识分子很大的话语权与使命感，他们不畏权贵，锋芒毕露，鞭挞时弊，揭露社会阴暗面，伸张社会正义。1946年，张若奚在西南联大演讲时说：“假如我有机会，我一定对他（蒋介石）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的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语言锋利，态度鲜明，正气凛然。20世纪30年代，刘文典任安徽大学代理校长时，有一次没能平息学潮，蒋介石召见他并拍案怒吼：“你怂恿共*分子闹事，该当何罪？”刘文典大呼：“宁以义死，不苟幸身。”在权势面前毫无畏惧之色，独立人格精神一目了然。领袖在大学校长面前如此，他所领导的国家与社会前途可想而知了。
张学良谈到国民*失去大陆的原因时，归纳了几点：缺乏信仰，丧失民心，内部争权夺利和用人不公。这些体制内的因素显然存在，但忽视了知识分子在促进社会变化中的重要作用，而支撑这种作用的正是他们的话语权与独立人格精神，其基础则是优厚的物质待遇。试想，如果让他们整天为生计操劳奔波，还有闲情去指点江山，还有底气去针砭时弊吗？有人说，现在的知识分子只有知识，没有分子，缺乏个性与人格精神，缺乏责任与担当，有的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有的成了金钱与权势的附庸。以至于让老百姓成了老不信，*府官员讲话，不信；大学教授讲话，不信；行业专家讲话，不信。可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啊！哲学家杜威说，知识分子有两大特征，一是独立思考，二是对自己的思想信仰的结果负责，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头。不知道这样的知识分子现在还有没有。相关美文阅读：·怀抱良知知识分子的悲剧·贩猪者说·民国初年知识分子的三种类型·罗蒂的三类知识分子论·极右派是怎样忽悠知识分子的·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鲁迅：中国知识分子之父·说说中国知识分子的劣根性·文字狱与一些官员的“三怕”·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和工匠式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三种类型·回首那逝去的年代―叹任继愈先生和季羡林先生的辞世·知识分子要想施展才干就必须先当奴才，悲夫！·知识、知识分子与统治者·无知的知识分子
